日本皇民的錯誤史觀

日本皇民的錯誤史觀: (文 劉飛揚)

「中國不是我們的祖國」，換言之，即台灣不屬於中國（清朝）。果真如此，日本又何必跟中國簽訂《馬關條約》割台。我們可以跟美國簽訂條約割讓日本的九州給美國嗎？

《馬關條約》割台，台民擁唐景崧成立台灣民主國，號「永清」，並致中文告中云：「今已無天可籲，無人肯援，台民惟有自主，推擁賢者，權攝台政。事平之後，當再請命中朝，作何辦理。」

如果台民不以中國「清朝」為祖國，何以稱「永清」，又何以「事平之後，當再請命中朝，作何辦理」？

台灣民主國覆滅，義勇軍蜂起，「三猛」之一簡大獅事敗逃至漳州，被捕押至廈門廳，有供詞云：「去年大勢既敗，逃竄至漳，猶是歸化清朝，願為子民，漳州道府既為清朝官員，理應保護清朝百姓。然今事已至此，空言無補，唯望開恩將予扙斃，生為大清之民，死作大清之鬼，猶感大德！千萬勿交日人，死亦不能暝目。」

但最後，簡大獅被押返台，絞死於台北監獄。其供詞已有「被祖國拋棄變成孤兒的感覺」了。

台灣抗日運動從裝抗日到非武裝抗日，日人的《台灣警察沿革誌》指非武裝抗日的台灣社會運動為：「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文化為榮，民族意識牢不可拔。…且其故鄉福建、廣東二省又和本島只有一衣帶水之隔，雙方交通頻繁，且本島人又視之為父祖瑩墳所在，深具思念之情，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以拂拭，乃是不爭之事實。」

1936年3月，林獻堂率《台灣新民報》訪問至上海，席間言，「林某歸還祖國」之語，傳至台灣遭日方圍為「非國民」，且於6月17日，遭日本浪人賣間善兵衛在台中公園毆辱，史稱「祖國事件」。

1946年林獻堂還率「台灣光復致敬團」至西安前往祭黃陵,更言台胞抗日是「為民族主義也」。

大戰末期鐵血詩人吳濁流有《亞細亞孤兒》（戰後出版）之著，正是強烈反應「被祖國拋棄變成孤兒的感覺」。

同樣是抗戰末期寫作，戰後發表的巫永福新詩《祖國》，除了呼喚「未曾見過的祖國／隔著海似近似遠」外，也說到「戰敗了就送我們去寄養／要我們負起這一罪惡／有祖國不能喚祖國的罪惡／祖國不覺得羞恥嗎／祖國在海的那一邊／祖國在眼眸裡」。

雖然有抗日台胞以中國為祖國，但也有辜顯榮（辜寬敏的父親）者流以中國為「支那」。1923年6月，辜顯榮在「時事談」講演中說，「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，而官亦不得安穩啦。所以，凡事不可錯辨為第一。今日28年整頓如此江山，比較支那，民國至今12年還不息兵亂，這樣事由良心可以忘記嗎？」

所以，馬關割台的一百周年，呂秀蓮率團訪問簽訂《馬關條約》的春帆樓言，馬關割台是「不幸中的大幸」。

日據下，御用紳士與日人不稱「中國」而稱「支那」；抗日台胞則私下多稱「祖國」，也非「中國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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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發生的~~霧社事件:~媚日綠酸民~批評一下!
霧社事件的起因，牽涉到兩個問題：一是山地勞役剝削問題；一為原住民與日本人通婚問題。事件發生前，霧社一帶高山族被動員從事多項勞役，勞役過重，警方威逼甚厲。且對於低廉的工資，警方又有帳目不清，或心存欺騙之嫌；至於婚姻問題，日本領台之初，鼓勵日本警察娶各社頭目或有地位者之女兒為妻。但有些警察在日本內地早有妻室，來台後有娶山地女子為妻，這些山地的所謂「內緣妻」，往往會在日警離開之後被遺棄。領導霧社事件的頭目莫那魯道，他的妹妹就是嫁給日本巡查，但數年被拋棄。貴為頭目之女竟被拋棄，族人當然不滿。
霧社事件的導火線，起因於一場婚宴。1930年10月，賽德克族(有將之視為泰雅族的一支)馬赫坡社(今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溫泉一帶)頭目莫那魯道的家中正在為一對社中的男女舉行婚禮，婚禮盛宴當時，剛好日警吉村經過門前，莫那魯道的兒子塔達歐莫那延請吉村入內敬酒，吉村嫌塔達歐手不乾淨，不願受酒，塔達歐強請飲酒，吉村以手杖敲打他的手，雙方因此衝突撲鬥。翌日，塔達歐攜酒前往警所賠罪，但是吉村不理。社眾相當不滿，新仇舊怨一起湧上，但又怕日人報復，大家遂決定先發制人。願意參加此一行動的，除馬赫坡社外，還有霧社群中的的司克社、塔羅灣社、坡亞倫社、羅多夫社、荷歌社等6社。
10月27日上午，霧社公學校操場正在舉行聯合運動會，全體人員正肅立舉行升旗典禮，突然有原住民青年闖入會場，舉刀砍落台中州理蕃課顧問管野政衛的頭，緊接著，埋伏在四周由小莫那率領的原住民青年隊一擁而上，將現場日人砍殺一盡。老莫那也引率壯老年隊發難，沿途襲擊霧社的統治中心霧社分室、各警察駐在所、郵政局、警察及教員宿舍、日本商店，並切斷電信電話線，劫收武器彈藥。這一役，包括能高郡守在內日人遇害者132人，受傷215人，台人有2人被誤殺。
日當局聞報，從台北、新竹、台南、屏東等地調動大批軍警進攻霧社，原住民反抗軍退入馬赫坡岩窟內。日本軍警以山炮、飛機猛轟，並散發傳單勸降，利用被俘的莫那魯道女兒攜酒入岩窟勸降，仍不得結果，最後竟以飛機投擲國際上禁止使用的毒瓦斯攻擊原住民反抗軍。日本人甚至採「以蕃制蕃」的手法，利用沒有參加反抗的霧社地區其他群原住民，組成所謂的「味方番」奇襲隊，來對付反抗的原住民。最後，莫那魯道眼看大勢已去，遂和親信等十餘人先擊斃家眷，而後自殺。許多原住民婦女、小孩也集體自縊身死，有一說，她們的自殺是為了激勵夫婿的戰鬥意志，使他們無後顧之憂。
事件之中，也發生了出霧社精英原住民花岡一郎、花岡二郎的故事。花崗一郎為台中師範畢業，事件當時為巡查；花岡二郎則為高等小學校畢業，事件當時為警手。兩人係為結拜兄弟，並沒有血緣關係，一郎娶了頭目妹妹的女兒為妻，二郎則娶了頭目的女兒，兩人可說是日本當局刻意培植下的原住民精英，也是日人最為自詡原住民日本化及近代化的樣板。霧社事件爆發後，兩人並沒有參與事件，但他們一方面是深受日本當局倚重的人物，一方面卻也流著霧社原住民的血液，在日本人與同胞之間甚感矛盾和無奈，最後他們選擇了自殺，在他們的遺書中留有「蕃人之公憤，蓋因勞役過多方纔引發此一事件」之語。
霧社事件歷經50餘日始告平息。霧社參加反抗的6社原有人口約1400人，最後剩下500人。事平之後，總督府以主謀罪名將6社頭目十餘人處死。其餘族人則被強制遷住羅多夫、西巴島二社。翌年，日警再唆使親日的原住民加以突襲，造成200餘人被殺害，是為「第二次霧社事件」，殘餘的200多人，又被總督府強迫移住川中島(今仁愛鄉清流部落)。這種被外來統治者利用來打擊自己族群的原住民(所謂「味方蕃」)，可以說是清代「義民」的山地翻版。
霧社事件的發生，是對總督府一向自詡的「理蕃」政策的一大衝擊，使日本人不得不重新檢討原住民政策。當時的台灣民眾黨曾發電給日本拓務大臣、內閣總理大臣，提出強烈批判與要求：「我黨認為霧社事件係向來恣意榨取及生活上之迫害與駐在警官不正、貪戾、殘忍之處置所激發者。應從速將總督、警務局長、台中州知事以下責任者撤職，並立即保證蕃人之生活，承認其自由，不阻礙其民族發展之政策，尤其宜乘此機會，對向來為保持官吏威嚴，放任非違亂暴，警察萬能之積弊，加以徹底的改革。」同時，更進一步通電國際聯盟控訴日本當局的暴行，使國際聯盟特地派員來台調查。翌年(1931年)元月，台灣總督石塚英藏、總務長官人見次郎和台中州知事都引咎辭職。
霧社事件之後直到日本統治末期，原住民都還有零星的反抗事件。正當二次大戰爆發太平洋戰爭打得如火如荼之際，日本人選擇在霧社事件發生的地點，拍了一部皇民化的宣傳片「莎鴦之鐘」，影片中表現出原住民全體一片忠心耿耿投入「大東亞聖戰」的一面。同一個地點，從實際的霧社事件，到政治宣傳中的莎鴦之鐘，讓人看到了被殖民統治的弱勢者的無奈。